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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与历史之镜:近代中国红十字会透视
添加日期:2017-9-5 10:04:35 作者:【高鹏程、刘平】 来源: 点击数:1554

为全球最著名的社会救助组织,国际红十字会自创建以来,不仅参与各类社会救助行动,而且积极推动其分支机构在各国的创立,由此,红十字会也得以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1949年是中国红十字会发展的分水岭(或可用新旧时代或新旧制度加以区分)。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发展颇有曲折,形象大损。作为一向关注红十字会历史的研究者,笔者认为有必要梳理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发展的历史意义与经验教训,为今日红十字会的发展提供一面历史之镜。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的研究,周秋光、池子华、张建俅、高鹏程等学者多有论著问世。上述学者发表或出版了关于红十字会的系列论文和专著(下文有所引用)。其中池子华主编的“红十字文化丛书”和出版的红十字会系列史料集,对于推动红十字会的研究贡献甚大。本文以既往研究为基础,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的得失成败,探究红十字会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从中探寻一些或可为今日之借鉴的经验或教训。

一、面对他山之石:从民办、官商合办到官办的历程

由于近代社会动荡不安,红十字会在华发展的历史十分曲折,经历了从民办,到官商合办,再到官办的历程,每个阶段都有外国友人不同程度的参与和支持,其运作机制也借鉴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模式。红十字会的社会救助也由单纯民间的行为,过渡为半官方的行为,并最终走向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救助,体现官方的意志。这三个阶段各有其特色。

第一阶段(19041911)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民办时期。一般认为,1894年甲午海战之后,旅日侨胞孙实甫开始在中国传播红十字会之“人道”理念,一些华洋媒体对国际红十字会有零星报道,社会上也不乏仿效之举,但红十字会的真正落地是在1904年发生的日俄战争时期。这场战争的交战方是日本与俄国,实则主战场在中国,如何救助战火下的中国难民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对此,清政府和民间社会都没有经验。在外国友人的帮助下,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应运而生,该会一方面组建医疗队,派往东北战场救护伤兵与逃难民众,一方面散放急赈,比较顺利地开展了难民救助任务。这时的红十字会由中外合办,纯属民间之事,中方参与的主要成员是地方绅商。红十字会能够胜任战事社会救助,并且得到交战方与其他国家的认可,给清政府留下深刻印象。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在“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的基础上,宣布成立大清红十字会,但主要事务仍然由地方绅商操办。日俄战争后,红十字会总体表现低迷,会员发展缓慢,主要活动局限于上海。红十字会主要负责人沈敦和(18661920)甚至抛开红十字会招牌,在19101911年苏皖水灾时,于上海成立“华洋义赈会”。

第二阶段(19111932)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商合办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民国成立,大清红十字会改名中国红十字会,以民办为主,开始走上发展正轨。民国初年,社会动荡不安,当时有很多人加入红十字会,希望从中可以获得人身安全保障,而不是一心实践人道主义。由此,这时的红十字会实际上成为类似于提供安全保障服务的组织,会费则是购买安全保障服务的费用。即便如此,不容否认,红十字会还是开展了一些社会救助活动。

这一阶段的早期,北洋政府力图掌控红十字会,但未能如愿,由此形成了总会设在北京而总办事处和常议事会设在上海的对峙局面。这种情形之出现,与其说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尊重红十字会的既成事实,不如说是官方和绅商为争夺红十字会主导权而导致的某种平衡。当然,北京的“总会”形同虚设,真正操作其事的是上海以绅商为主体组成的常议事会。直到1933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组前,这种局面一直维持着,但官绅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变化,由官弱绅强向官强绅弱转变。官方之所以争夺中国红十字会,是基于红十字会的国际地位及其在战争与社会救助中的特殊作用。以沈敦和为代表的上海绅商之所以要守住红十字会阵地,既与他们的人道主义追求有关,也与某种现实利益有关。“赤十字会”创办者张竹君(18761964)曾经指责沈敦和在日俄战争期间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搜刮,不报告收支情况,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以来,红十字会多次名称的变更是为了吞没捐款。1918年在华展开调查的美国红十字会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现存的种种弊端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红十字会声誉的玷污,都是源于沈敦和的错误领导”。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出于公益还是私心,由于沈敦和的错误领导,红十字会的活动存在很大问题,造成了不良后果。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国民政府加大了对红十字会的管理。究其原因,红十字会在北伐战争中“远逊从前”的消极表现是原因之一。

第三阶段(19321949)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办时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次年出台《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施行细则》,逐步使红十字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形下,红十字会之会务开展与会员招募都开始由政府主导,使得红十字会的性质开始由绅商控制的组织转变为以平民为主体的组织。较之晚清和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为何能够成功掌控红十字会呢?这与国民党“以党治国”、国民政府相对强势有关。在这一阶段的早期,以九一八事变与上海“一·二八”事变为始,红十字会主要从事战争性社会救助,服务于抗战。后期,也就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红十字会由社会救助向社会服务转型,为国民政府和平建设服务。可以说,这一阶段,作为官办机构的红十字会,其所作所为体现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意志。

 

二、社会救助,功莫大焉!

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社会救助方面,其社会救助可以分为机动性社会救助和机构性社会救助两大方面。抗战胜利后,红十字会开始由社会救助向社会服务转型。红十字会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服务、儿童服务、妇女与青少年服务、军人服务。不过,因为这一阶段为时不长即山河变色,故红十字会之社会服务时间短暂,范围有限,其地位与作用无法与其社会救助相提并论。

(一)机动性社会救助

中国红十字会的机动性社会救助活动,从救助内容来说,可以分为战事社会救助和日常灾害救助两大类;从救助范围来说,有国内与国外之分,前者比重尤重。民国时期,国内天灾人祸多有,红十字会之机动性社会救助涉及的地域广泛,国内救助范围囊括了东北地区、绥远、陕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份;国外救助范围涉及美国、日本、俄国、奥地利、土耳其、普鲁士(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红十字会之机动性社会救助的具体方式,有赈款、赈物、赈粮、资遣、收容、治疗、掩埋遗体等。

关于战事社会救助。战事社会救助是指应对由战争引发的人员之伤亡暨难民的善后救助。19041912年是红十字会战事救助的起步阶段,主要事迹是因日俄战事之救助和辛亥革命时期之战事救助,逐渐表现出专业化的取向。19131931年是红十字会的内战救助阶段。在这一时期,红十字完成了组织统一后的首次战事救助,逐步形成了总办事处动员、资助,各地红十字会配合出力的救助模式。19311945年是红十字会应对抗战的社会救助阶段。这一阶段,尤其是全面抗战的八年,受形势所迫,战事社会救助成为红十字会社会救助的重中之重。在抗战初期,其救助行为与其他社会救助团体多有协作。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红十字会“始终没有规划战事救护方略,也没有采取积极的救护行动,这是令人遗憾的”。

关于日常灾害救助。日常灾害救助是指应对除战争以外的各类灾祸受难者的机动性社会救助,主要针对疫灾、水旱地震灾害、匪祸。其一,疫灾救助。1908年夏秋之间,上海时疫流行,红十字会创设临时救疫医院救治,而且由此形成每年举办的惯例。其二,水旱等灾救助。1906年,美国旧金山地震,红十字会募银2万元捐出,为红十字首次对外进行救助,也是红十字会灾害救助的开始。其三,匪祸救助。红十字会针对匪祸受难者的救助始于1914年。

(二)机构性社会救助

中国红十字会之机构性社会救助,主要与医疗及其培训机构有关。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暨各地分会都开设了相当数量的医院或诊所,医治伤兵和民众。以总办事处与总会所办医院为例,有时疫医院、徐家汇总医院、南北市医院、吴淞防疫医院等。

再以各地分会所办医疗与培训机构为例,按照开设时间的不同,各地分会的医疗机构可以分为常设性、时令性和临时性医疗机构,其中常设性医疗机构是主体。至于医疗培训机构,主要是为了满足对医疗人才的需求。大冶县红十字分会救护学校培训的学员组织了红十字会救护队。仙游高级护士学校的很多毕业生在1949年后成为各医疗单位的医疗骨干和负责人。

实际上,红十字会之社会救助的贡献并不限于其直接行为,其本身运行模式及其社会救助方式也成为国内后起的社会救助团体学习的榜样。其中,模仿红十字会最成功的当属世界红卍字会(简称红卍字会)。在1932年的《世界红卍字会宣言》中,红卍字会表示:“在卍字会组设之百年前,有万国红十字会,其经过成绩,久为吾人所敬仰。惟十字会起源于战时之救护。故各国十字会之组织,大半隶属于陆海军之范围,故其工作亦多重于战事救济。卍字会则以平时与非平时发生之天灾人祸,皆负救济与安全之责任。又以十字会曾产生于西欧,推行于中国。卍字会欲以力求世界和平安乐之真幸福,奋勉从事,以期推行于东西各国,为世界人群物类结一大善缘,此卍字会同人之职责。”可见,红卍字会之组建和社会救助受到了红十字会的深刻影响,并有超越其外的志向。

 

三、几点遗憾:后人之审视

作为引入的他山之石,中国红十字会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缺陷。这些缺陷既有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天原因,也有后天原因。从先天来说,红十字会起源于西方,与基督教有历史渊源,其人道主义的精神实质,在华并没有深厚的民众基础;从后天来说,红十字会的前期与中期,政府权威不张,财力不足,难以予以有力扶持。就红十字会本身而言,主其事者经验与能力不足,专业人员缺乏,社会动员能力弱小,社会凋敝导致募款困难,等等,都是阻碍其壮大的因素。在国民党“训政”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步入官办轨道,在某种意义上被赋予了新的躯壳,但也丧失了民办社团的特性与活力,值得反思。对此,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笔者将在下文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会员发展严重不足

会员人数不足一直是中国红十字会发展的棘手问题。所谓会员人数不足,不但是绝对数的不足,也是相对数的不足。1913年,沈敦和在《人道指南》发刊词中慨叹:“是正红十字会有事之秋也,然而会员不及全国万分之一。”1922年,在召开第二届红十字会员大会时,主席报告直言:“美红十字会员,得人口总额十之六。本会会员仅仅三万余人,得人口总额万分之一弱。镜未抚,颜先赧。”1944年,《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刊文称:“我国红十字会会员迄今不过二十万人左右,这个数目拿来与世界各国相比较,实觉得惭愧万分,美国的红十字会员有一千一百余万人,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即倭寇日本,红会会员亦有五百余万人。由这数目的说明,我们是应该如何的加紧征求会员工作了。”1946519日,复原期间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议召开,常务理事马超俊在议案中再次表示:“全部会员,尚不及二十二万人,依人口比例,仅占二千二百五十分之一,较之先进国家,显属落后,对于发展能力,更属薄弱。”

那么,中国红十字会会员人数严重不足的原因何在呢?首先,中国红十字会发展的社会基础薄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思想基础缺乏。在讲求差序格局的中国,爱无差等的人道主义缺乏市场。一是人为设置较高的入会条件。1911年沈敦和征集红十字会员时,25元是最低会费,明显针对以绅商为主的富裕阶层。1922年,普通会员会费降至10元,1936年又降至国币5元,仍非常人力所能及。其次,政府推动力度有限。南京国民政府相关政策无法一以贯之,全面落实。如红十字周只在城市开展,就算在城市,“历届红十字周的时候,多限于几个大都市,也许大都市里容易举行,所以许多较小的城市就稍为冲淡了”。再次,中国红十字会重会员义务,轻会员权利,组织缺乏吸引力。1946年,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感叹道:“以往我们征求会员,而会员缴纳会费是尽了义务的。可是会员的权利呢?简直没有。虽然会员所出的会费,足以增进会的事业,还有些近于施舍。”

(二)分会发展不平衡,分会之间缺少互动

在城乡分布方面,红十字会各分会通常分布于城镇,分会名及分会登记地址即为明证。在区域分布方面,周秋光指出,“日俄战争时主要集中在东三省境内及山海关内外,而辛亥革命则范围更广,主要是在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这是由战争波及的地域决定的。当然进入民国以后,设立的分会一般没有这种地域明显不均的现象,即使有这种现象,也主要由经济状况决定的,而非战争”。其实,民国时期各地红十字会分会的地域分布依旧不均衡,而且是一种常态,其原因不光是经济状况的差异,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同战事与灾害相关,不然很难解释,经济不甚发达的河南、四川等地为何一直保有较多的红十字会分会。

红十字会各会间的互动主要表现为社会救助协作。一般而言,红十字会的运作主要是总会与各地分会的垂直互动。例如,1948年,凤台县红十字会上报本县灾情后,红十字会总会拨来“棉衣二百件,袜子、毛线衣数件”,由凤台县红十字会分发给各支会,救济灾民。除了总会与分会、支会之间的垂直互动外,各分会之间横向互动较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红卍字会,其各地分会之横向互动频繁,甚至常常组建区域性办事处,加以协调,形成灵活的社会救助网络。

(三)受政治因素干扰,社会救助功能弱化

中国红十字会“被”官办后,其社会救助行动由官方支配,社会救助功能弱化。南京大屠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直属的救护组织在南京沦陷后,“已难免踪迹”。中国红十字会“原在京、沪等地之工作人员及器材,大都退集汉口”,19371121,“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成立,由美国圣公会牧师马骥(John Magee)任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长李春南等任副主席,该委员会负责伤兵难民的医疗救护和善后事宜。难民救护等工作由国际人士负责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和红卍字会等民间社会救助团体承担。其他地方亦然,如19383月,南通沦陷,本地红十字会不见踪影。5月,南通“基督红十字会”成立,美国人麦文果(Vincoe Mushrush19061997)被推举为会长。该会开展救济难民、医治病人与教育儿童的工作。中国红十字会的缺位表明,一旦被官方掌控,就很难保持社会救助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反,当时民间组织对社会救助的补位,恰恰说明了“民间性-民办”的重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敌我双方的界限。1946年后内战时,红十字会的无作为也可以归咎于官办。

抗战时期,国共党争也在中国红十字会内部有所体现。1938年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成立,中共在其中秘密建立党支部,隶属长沙市北区委员会。总队队长林可胜(18971969)是华侨出身的医学博士,也是中共争取的对象。1939年冬,林可胜帮助英国援华团将10吨医药器械运抵西安,这些医药物资几经周折后大部运到延安。19391940年,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到图云要求医药支援时,林可胜主动按申请单加倍发药,尤其是奎宁片。在当事人詹姆斯·贝特兰看来,“林是那种不受正统思想束缚的人,国民党的说教,他并不十分放在心上。他甚至批准把救护车队派到有共产党部队作战的前线。这些车子很快被撤了回来,可是说他有危险思想的指责,却迟迟没有消除。这位惯于独立思考,一心扑在军医工作上的专家,越来越频繁地受到重庆党部发来的命令的干扰”。另一位当事人沈新路认为:“总队长林可胜思想进步,他受到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的影响,对八路军、新四军保持着合作关系。”其实,与其说林可胜思想“左”倾,不如说他坚持了国际红十字会救助不分对象的核心理念——人道主义。1940年,蒋介石召见林可胜,赞赏他为红十字会争取到大量援助,但认为,“由于林缺乏中国行政经验,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人数庞杂,难免有乱党分子混入”,并且表示会采取措施。不久,特务搜查救护总队运输股,抄走红会书报供应社发起名单和马列著作等,并且当场逮捕汽车队队长张世恩。中统特务到卫生总所建立政治部,在三个分所设立政治指导员。国民党分党部从总所到分所建立起来,“二年之内把当时在救护总队部的工作人员,上至总队长,下至勤杂人员,几乎全部发展为国民党员,进行集体入党”。迫于形势,中共支部决定停止活动,疏散党员。林可胜则在1942年辞去救护总队队长之职。

 

四、历史之镜:近代红十字会之得与失

诚如前文所言,红十字会在华落地起初是因为日俄战争时期救助难民的需要。进入民国,中国红十字会再次兴起并有所发展,不光是为了进行社会救助,也有战时避难的需要。可见红十字会之在华发展,更多是基于工具性的需要,而非基于践行人道主义的价值诉求,毕竟人道主义不是当时国人的共识。中国红十字会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不但表现在会员人数不足和分会发展不平衡方面,而且表现在其机构性社会救助局限于医疗和培训机构的设立。这些医疗和培训机构对于所在地方而言,可以视为现代性的植入,但也说明其与传统社会救助机构的脱节,它们之间缺乏明显的交集。即便如此,红十字会及其社会救助模式,仍然成为民间后起者的效仿对象。

实际上,中国红十字会一开始主要是少数绅商的社团,性质类似于提供安全保障的服务组织,高额入会费将平民拒之门外。清末以来的历届政府力图从绅商精英手中夺回红十字会的控制权,看重的是红十字会之社会救助功能和特殊的国际地位,希望红十字会能够贯彻官方意志。最终,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官办目的。从民办、官商合办,再到官办的转变过程中,红十字会逐步转型为平民为主的社团,会员发展也由收取高额会费型向行政动员型转化,红十字会之人道主义则被官方之革命乃至抗战的话语取代。1941年,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政治部主任王洽民对红十字标志做了一番牵强附会的解释,不仅将本无政治色彩的红十字标志罩上革命光环,而且将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偷换成了“革命人生观”:我认为我们红十字的标识,正是代表我们的革命勇敢与热烈,这可以说是革命事业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十字一纵一横,横是代表全体人类,纵是代表宇宙无穷。我们佩带了红十字的徽章,不啻是说我们必须以最勇敢最热烈的革命精神,来从事于增进全体人类之生活,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的工作。……救护事业,不是一般的技术工作,不是普通的医药职业,而真正是一种革命事业,同时这种事业,特别必须有革命人生观作它的基础。

中国红十字会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最终被官办。官方为其扩充会员、发展组织提供了诸多便利,成为红十字会仰仗的后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红十字会获得了新生。但是,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社会救助事业而言,虽然能够得到官方支持,却因此失去了原先民间组织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红十字会在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缺位,陷入党派之争,1946年后内战中的无作为,乃至与人道主义疏远,便是官办后诸多负面影响的例证。

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也折射出时代变迁和中国社会的特性的影子。从清末到民国,政府对社团的掌控力越来越强,南京国民政府甚至可以直接官办红十字会。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要扎根中国社会都要面临如何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路径或是有社会基础,即得到民众自发的认同和支持,或是有政府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缺乏社会基础,政府的支持是它立足的根基,而中国红十字会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以致无法恪守人道主义。

近代中国社会救助的精神资源有其独特性,一般民众并不认同人道主义。有学者指出,人道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可能仍是陈义过高”。中国社会救助的精神资源有其独特性,往往与传统宗教、民间信仰息息相关,道院-红卍字会的信仰即为例证。当然,在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官办与民办都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也是一道有些令人欣赏的霞光。

 

    高鹏程,南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刊载于《民国研究》第31辑,2017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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